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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撰文：薄一波 |
浏览：5683 次 |
发布：2004-8-13 |
本文所讲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了弄清庐山会议，需要先讲一下1959年6月13日在北京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人，我也参加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在讲话中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李富春同志说：“今年总的经验，第一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综合平衡不够。工业方面注意了重工业，对轻工业注意不够，特别对手工业注意不够。轻工业中对大商品注意了，对小商品注意不够。”周总理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主席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现在是6月13号，今年还可以抓7个月，这7个月就要搞平衡。”在李富春同志讲话时，毛主席插话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挂帅，李先念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关于高指标，毛主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中，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农业究竟增产多少？对“增产三成”，毛主席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主席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是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这次会议为庐山会议作了准备。
参加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中央负责同志（常委中陈云、小平同志由于身体原因未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和工交、财贸各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即（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4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还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即第19个问题——作者注）。毛主席说：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此外，毛主席还讲了公共食堂“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20%也好”，以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等等。
从毛主席提出的18个问题及其说明，可以看出，召开庐山会议，是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周总理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从7月3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六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些同志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7月15日前，已经解决和提出解决的问题，举其大者，有如下一些：
——7月3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了李先念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认为“是一个好文件”。7月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指示。
——7月5日，毛主席批阅陈国栋同志《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指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要“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肥猪收购和农村食油供应问题的几项通知》。此外，还印发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一九五九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稿）》。
——7月10日，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
——7月12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
——7月14日，中央批转《林业部党组关于木材生产问题的报告》。同日，印发了国家计委党组《对一九六零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速度的初步意见》。 应该说，会议初期是开得好的，但是也有些人“护短”，认为一味纠“左”会使干部和群众泄气。在柯庆施同志主持的华东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还有人说，有些人片面地强调经济核算，说大跃进“得不偿失”，把小洋群都否定了，等等，等等。由于有这么一些言论，使会议的气氛受到影响。7月10日，毛主席在组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党内也有人议论纷纷。“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是头发夹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一年来有好的经验与坏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从毛主席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精神还是“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总是抓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已经批了9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
按照预定的安排，庐山会议应于7月15日左右结束。14日，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等同志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共12个问题：（1）关于形势和任务；（2）读书；（3）宣传问题；（4）综合平衡问题；（5）群众路线问题；（6）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7）体制问题；（8）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9）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10）过日子问题；（11）公社食堂问题；（12）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这个《议定记录》反映了毛主席提出的18个问题和庐山会议初期讨论的情况，既肯定了成绩，也讲了缺点，并有许多指导性的具体规定。其基本精神是纠“左”的。当然，还很不彻底，它规定的速度仍然是过高的（工业增长20%左右；农业增长10%-20%）。但这个文件也是一个成果和进步，若能真正贯彻到实际中去，也会起好的作用。然而，随着后来庐山会议进程和性质的改变，这个《议定记录》也被置诸脑后，一笔勾销了。
（二）彭德怀同志的信
彭德怀同志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虑。他后来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不迎头赶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自述》第275页）会议马上就要结束，彭德怀同志12日上午想去找毛主席当面谈谈，由于毛主席正在休息，于是就改为给毛主席写信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信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主席。谁能料到，就是因为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进程和性质，也给彭德怀同志本人招来了一场大祸。
彭德怀同志究竟写了一封怎样的信？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信分为甲、乙两部分。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部分中，彭德怀同志列举了工农业生产以及国家对收入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于农村公社化，他认为“具有伟大意义”，“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至于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在讲到全民炼钢铁时，他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但对“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这部分，彭德怀同志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指出：“过去一个时期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并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同志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同志在信中提到他“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据统计，从7月3日到10日，他在西北小组共有7次插话或发言。后来，批判他时，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整理出来，登在《简报》上。主要有：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这句话太重了点），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度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我所以这样不惜篇幅列举彭德怀同志信的内容和他在小组会发言的内容，因为就是由于这些东西他才被批判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的。当然，这封信和这些发言确有一些带情绪和偏激的话，确有一些“刺”，有些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但其基本精神还是实事求是的，是切中时弊和要害的。
彭德怀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听到和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种种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后，他亲自到湖南调查研究，接触到大量事实和材料。在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的陪同下，他到了家乡——湖南省湘潭乌石和韶山、平江等地。在乌石，他看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甚至连烧饭的锅都砸了。他在自己的旧居开调查会，了解到基层干部打人、骂人、训斥、体罚现象很严重；安排劳动，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到“幸福院”看望老人，了解到他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在他领导平江起义的旧地，发现干部严重弄虚作假。彭德怀同志看到这些现象，心情十分沉重。
这年，我也去湖南调查。我和彭德怀同志在株洲相遇。彭德怀同志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绝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高，征购1200亿斤很危险，最多只能征购900亿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的调查有同感。他建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反映。我说，我们还是分别向中央反映好些，他同意这样做。
彭德怀同志的信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写这封信，在程序上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是完全正常的，而且信的内容也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来看，这封信对1958年“大跃进”得失的评估和对缺点的分析还有不够的地方；但在当时，有那样的认识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三）会议转向：从纠“左”到“反右倾”
彭德怀同志的信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7月16日毛主席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本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又延期了，而此后的会议，基本上就是围绕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进行的。
在讨论彭德怀同志信的前一段，即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以前，会开得还比较缓和。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对这封信的看法。很多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信。认为这封信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指出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有些提法不够确当，需要斟酌，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至于对彭德怀同志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大家几乎是一致肯定的。周小舟同志在19日的小组会上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黄克诚同志17日上庐山后，虽然私下对彭德怀同志说过：我看“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但从他19日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看，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的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实质上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1日张闻天同志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根据大量事实，客观地、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强调应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原因，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者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看精神。”即使在总的方面不同意彭德怀信的同志，对他的精神也是肯定的，说他“有什么意见就讲出来”，“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在这段期间，彭德怀同志还可以申辩。7月18日的小组会上，他要求大家对他的意见书提出意见。7月19日的小组会上，他对信中的一些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关于缺点的性质，他说：“去年底、今年初的一段时间，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富队和穷队之间，都引起了相当的紧张，不紧张的是少数。凡是属于社会性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带政治性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年之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种‘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应该说，这段讨论是正常的。但毛主席8月2日晚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长通气会议上却说：“23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23日以后就起了一个变化。”——7月23日确实是庐山会议发生转折的日子。
在这一天，毛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他说：我看了一些文件和材料，听了一些谈话，“感觉到有那么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一触即跳”（这主要是指那些在“大跃进”中头脑热得厉害，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作者注）。我对他们说：“话有两种”，“坏话好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毛主席讲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右的倾向。他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不要“扭秧歌”，要注意“讲话的方向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信，逐一驳斥了他认为错误的观点。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说：“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想搞多一点，想搞快一点”，“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关于“有失有得”。毛主席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作者注）对“大跃进”持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了”。
关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毛主席说：“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叫做‘经济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粮食也紧张，农业也紧张，工业也紧张，商业也紧张，交通也紧张，以至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毛主席说，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
7月26日，毛主席又把李云仲同志（原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后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给他的信，加上《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写了两千多字的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并说这是对他23日讲话的“补充”。其中指出：有人“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情，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右倾已经成为主要危险。
由于毛主席23日的讲话和26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了起来。在各小组会上，普遍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原则错误，方向错误。许多发言上纲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的说：“这个意见书的锋芒是指向主席和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的一个挑战书。想要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有的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烟幕加毒气”，他说他自己像“张飞”，其实他不像“张飞”，而像“魏延”。在严厉地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同时，还严厉批判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在批判张闻天同志时，有的还对他21日的发言做了如此的“统计”，说9000多字的发言，讲成绩只有270余字，讲缺点错误却有8300多字。发言利用“但”字作文章，全篇共用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关于彭、张的关系，有人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等等。很多人根据毛主席23日的讲话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反复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左’的问题，而是右的问题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的迫切任务”。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就这样掀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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